文 | 江隐龙

如果说以“十常侍”、“三君”、“八顾”为代表的宦官、外戚与名士共同搅动了东汉朝廷的乱世走向，那散落在十三州的各路名号就代表了江湖之远的人才格局。这其中，有沾满地域色彩的“颍川四长”、“江夏八俊”，有带着宗族印记的“荀氏八龙”、“司马八达”，还有冲破地域与宗族束缚的的“三曹”、“三诸葛”……

乱世出英雄，而三国乱世何止出英雄，这一时代的文武人才灿若星河，也难怪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要感慨“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了。没有这些人才，三国时代的开场可能不会这般混乱，当然更不会这般华丽。以地域为界，东汉末年最富盛名的名士组合，大约要数“颍川四长”与“江夏八俊”。这两个大致以长江为界的名士组合并没有直接左右东汉末年的分合大势，却对遥遥暗示了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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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郭嘉传》中有“汝、颍固多奇士”之语，《晋书·姚兴下》中姚兴又借古人言说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颍川四长”的名号可以看作是东汉桓灵时代这一评论的最好论据。“颍川四长”见于《后汉书·循吏传序》：“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后唐朝章怀太子李贤作注云：“谓荀淑为当涂长、韩韶为嬴长、陈寔为太丘长、钟皓为林虑长。淑等皆颍川人也。”

“颍川四长”当为荀淑、韩韶、陈寔、钟皓四人的合称。“循吏”二字本身指代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州县级地方官，所以“颍川四长”被列入“循吏列传”本身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四人均德行高尚、政绩斐然；二是四人的官职都不算太高。事实上“长”字本身就点明了四人的官职，依东汉官秩，万户以上的县长官为县令，万户以下的县设县长——由此亦可得知当涂、嬴、太丘、林虑四县的规模。

荀淑是荀彧的祖父，不过相比于这个著名的后辈而言，荀淑还有一个影响更为巨大的祖先，那就是儒家“后圣”荀子。荀淑是荀子的十一世孙，年轻时即以品德学问而闻名，甚至名列“八儁”之首的李膺都尊崇他为师。荀淑明于处事，善于理政，有“神君”之称；而他八个儿子也均颇负名望，被称为“荀氏八龙”，这其中也包括荀彧之父荀绲。

颍川钟氏的名望略逊于颍川荀氏，但也是世族名门。钟氏世代研习《春秋》，门生众多，钟皓更是少有才名，李膺曾以“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的评价将其与荀淑并称，也可见钟皓的影响力了。钟皓与荀淑还有一点相似：他的孙子钟繇、曾孙钟会都是三国时代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也不得不让人感叹名门多贵子。

钟皓曾任功曹，辞官前举荐另一位名士代替他，这个人便是陈寔。陈寔出身寒微，其性情以乐天知命淡然自逸，屡屡推辞朝廷征辟，在仕途上并没有耀眼的轨迹。然而在逝世时，蔡邕为其撰写碑铭，何进为其遣使致悼，其哀荣已然非等闲人所能比拟。更为难得的是陈寔、陈纪、陈谌父子三人因德行高洁合称“三君”，无意中与窦武、刘淑、陈蕃合称的“三君”撞名——两个“三君”一为道德楷模，一为朝中砥柱，东汉末年的名士风流由此可见一斑。而陈寔之孙陈群日后更成了曹魏重臣，陈寔的“德冠当时”，陈纪的“名重于世”，最终通过传承的方式渗入到了三国历史的大格局中。

相比于“颍川四长”的前三人，韩韶身上典故较少，也最接近一名普通的“循吏”。韩韶爱民如子，极得人心，直至明清两朝依然将其崇祀为名宦，成为历史清官文化中的吉光片羽。其子韩融后位居九卿之一的大鸿胪，在讨伐董卓之战时曾与执金吾胡母班一并出使关东说解讨董联军。

“颍川四长”以德行闻名，囿于政治舞台所限，四人的影响未必能济身于历史名流。然而，“颍川四长”的重点不在于四人的赫赫盛名，而在于四人背后所代表的颍川文化之盛。荀淑、韩韶、陈寔、钟皓，混合了豪门与守门、世族与庶族之分，可以看出颍川儒学的发达已经跨越了阶层。颍川与汝南相近，两地相结合形成的汝颍集团在党锢之祸中成为士人势力的核心，这一局势既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政治势力分野，同时也为后来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人才基础。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从颍川走出的英才实在太多。曹丕称帝后曾说“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在这个曹魏帝国的开国君主眼中，曹操的霸业正是由一群颍川谋士支撑起来的：荀彧、荀攸、郭嘉、陈群、钟繇、杜袭、荀悦、戏志才……尤其是“王佐之才”荀彧，完全可以与诸葛亮、鲁肃之辈匹敌，如果少了颍川郡，恐怕中原的“人杰地灵”都要大打折扣了。当然，留给荀彧、郭嘉等人的舞台还要等到曹操崛起之后才逐渐出现，但是如果没有有“颍川四长”，三国时代颍川群星璀璨的灿烂景象也便不会出现；曹操统一中原之梦，恐怕也不会走得如此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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