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6日是我国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逝世70周年的日子。作为纪念活动之一，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当前正在展出一个最新策划的展览“灿若朝霞——徐悲鸿南洋之路”。笔者近日专程前往，一一浏览了徐悲鸿1939-1942年期间在南洋所创作的70余件作品，从而对徐悲鸿在南洋的这段生活与创作经历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南洋是我国传统上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具体到徐悲鸿的经历，南洋主要是指新加坡、马来亚，后期也将缅甸、印度包括在内。徐悲鸿多次到访南洋，与南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这里获得经济上的有力支持，解除了留学期间的燃眉之急；也从这里走上个人艺术创作巅峰，留下了大量精美绝伦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南洋不啻为徐悲鸿的福地。由于“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及对新加坡的占领，导致徐悲鸿大量绘画精品与珍贵收藏品失踪或被毁，所以南洋也可谓是他的伤心之地。
徐悲鸿第一次专程赴新加坡是在1925年冬天，他是带着急切寻求资助的心情从法国巴黎赶去的。在此之前，徐悲鸿在中国政府教育部的官费支持下，于1919年5月来到巴黎开始了留学生涯。官费金额本来就十分有限，由于当时国内政局动荡，还经常不能及时到位。到1925年，徐悲鸿在法国已逾6年，留学官费早已中断，徐悲鸿与夫人蒋碧微在巴黎的生活陷入困境。据《悲鸿自述》与《蒋碧微回忆录》，当时徐悲鸿只好为书店出版的小说画插图，有时在美校工作，蒋碧微则为百货公司做绣工，得些微薄的报酬，勉强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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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初秋的一天，徐悲鸿到中国驻巴黎领事馆查询官费消息，巧遇黄孟圭。黄孟圭刚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前小游欧洲，那天正好到领事馆拜访总领事赵颂南，于是赵便介绍二人认识。徐、黄二人相见恨晚，在街边咖啡馆一谈就是4个钟头，约定次日去徐家续谈。第二天，黄孟圭依约来到徐家，看过徐悲鸿的画作，环顾四壁，一望萧然，已略知徐悲鸿的生活窘况，徐悲鸿也坦言眼前的困境。黄孟圭当即写信给在新加坡的二弟黄曼士，为徐悲鸿向其求助。黄曼士很快复信，邀请徐悲鸿到新加坡小住，承诺为其作出相应安排。黄孟圭还另外修书一封，由徐悲鸿随身带给黄曼士，信中叮嘱二弟善待徐君。自此，徐悲鸿与黄氏兄弟结下了深厚友情，他称黄氏昆仲为大哥、二哥，视为“生平第一知己”。
黄曼士时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与当地富商来往密切。徐悲鸿到新加坡后，黄曼士即安排他住在自家府邸，照料他在新加坡的食宿用度，并介绍他为新加坡富商陈嘉庚、黄天恩等画像。徐悲鸿因此获得了十分丰厚的酬劳。1926年1月下旬，徐悲鸿离开新加坡，回上海探亲，当年夏天返回巴黎与蒋碧微团聚。
徐悲鸿这一次在新加坡为人画像几个月，其收入十分可观。这笔润资若换成法郎，足够他和夫人在法国生活三年。然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使得徐悲鸿并没有将这笔钱攒下来以供留学期间生活之用。在沪期间，他购得大批金石书画等艺术品和各种美术参考资料。当他再到巴黎见到蒋碧微时，几乎又是囊中空空。不得已，徐悲鸿遂于1927年4月再次赶赴新加坡，仍住在黄曼士家，照例由黄曼士介绍为华侨富商画像。
在新加坡，徐悲鸿的画艺得到了广泛认可，也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和礼遇，找他画像的人络绎不绝。黄曼士夫妇在生活上热情细致的照料，使徐悲鸿拥有了极好的生活与创作条件。这两次在新加坡，在通过为人画像以筹集资金的同时，徐悲鸿也创作出了《伯乐》等一批佳作。
徐悲鸿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南洋之行，是在1939年1月到1942年1月期间。在这三年时间里，徐悲鸿策划举办了多场筹赈画展，将所得款项寄回国内用于支持抗战，同时还创作了千余幅精品画作。
1939年1月4日，徐悲鸿从香港出发，9日抵达新加坡，在码头受到黄曼士等友人及新闻记者的热烈欢迎，随后入住黄曼士家的江夏堂。此前，徐悲鸿未雨绸缪，早在1936年就陆续将自己的珍藏从南京运到桂林。当国内抗战陷入危局之际，徐悲鸿又于1938年10月将历年收藏及画作由桂林运到新加坡。
1939年3月14日到26日，徐悲鸿在新加坡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南洋画展。展品有《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箫声》等38幅油画，《九方皋》《巴人汲水》《狮》等89幅国画（彩墨画），还有徐悲鸿临摹欧洲各大博物馆里的名画等，共172幅。1941年春，徐悲鸿又先后在吉隆坡、怡保、槟城举行筹赈画展。他将四次画展筹得的巨额义款寄交国内，以供救济难民和劳军之用。
1941年8月中旬起，侵华日军集结12万余兵力于岳阳、临湘地区，再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将逼近长沙的日军包围，并展开激战。日军在南北夹击下，伤亡惨重，被迫于10月1日向北突围撤退。中国军队实施追击。此为“第二次长沙会战”。此次会战，中国军队击毙日军1.7万余人，取得重大胜利。当时徐悲鸿正在马来亚的槟榔屿举办筹赈画展。听闻此消息，他当即绘制了传世杰作《奔马》。画幅右侧有题跋：“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悲鸿时客槟城。”马来亚民间组织——霹雳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有感于徐悲鸿的爱国义举，特颁发给他感谢状“仁风远播”。
1939年6月，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抵达新加坡，他给徐悲鸿带来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书面邀请。经过一番筹备，徐悲鸿于当年11月3日起程赶赴印度。
在印度加尔各答以北约一百英里的和平村，泰戈尔按照自己的教学理想创立了一所国际大学。1939年12月14日，徐悲鸿一百多幅作品在国际大学美术学院画廊展出。泰戈尔出席开幕式，盛赞徐悲鸿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还用诗一般的语言为徐悲鸿画展写了前言。徐悲鸿则为泰戈尔画像近二十幅，夸赞他为“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1940年11月，徐悲鸿向泰戈尔辞行返回新加坡。1941年8月7日，泰戈尔逝世，噩耗传到新加坡，徐悲鸿十分悲伤，立即写下了《泰戈尔翁之绘画》《诔泰戈尔先生》二文，表达对泰翁的哀悼。
徐悲鸿十分珍重与泰戈尔的友谊，从印度返回新加坡后，即以《泰戈尔像》参加 1940 年12月19日的一个画展。此后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家中一直挂着与泰戈尔合影大照片，也一直保留着1940 年的日历。
徐悲鸿在印度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他画了恒河上的古堡、琴鼓乐手、人物、动物、风景，但最大的心愿是到喜马拉雅山世界最高峰写生创作。1940年4月1日，徐悲鸿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大吉岭。这次的经历让他自觉一生无憾。在这里，徐悲鸿从早到晚、不厌其烦地画喜马拉雅山。在描绘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一幅炭笔画上，他写道：“吾在其左右写之不下二十次也。”本次“灿若朝霞——徐悲鸿南洋之路”展览中专门辟有“喜马拉雅”一章，展示徐悲鸿以喜马拉雅山为主题的各类画作多达十九幅。
1939至1941年的南洋时期，徐悲鸿身心十分愉悦、精力极为旺盛。三年里，他佳作频出，《愚公移山》《放下你的鞭子》《奔马》等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均出自这一时期。遗憾的是，由于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徐悲鸿的许多精品佳作失踪或被毁。
早在1938年，徐悲鸿就开始精心筹备赴美展览。是年9月15日，还在桂林的徐悲鸿给当时在美国《纽约时报》的林语堂写信，希望借助林语堂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在美国举办中国绘画展览：“弟此时拟以拙作一二百幅(纯艺术不带宣传作用)，往美国各大都市展览，以所得之半数购药品救济伤兵。”1941年11月，徐悲鸿将展览的资料目录、照片寄往美国，自己的几百幅作品也交船运公司运走了，其余大量展品也装箱待运。不料，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徐悲鸿筹备四年的赴美画展计划也随之破灭。而他先期寄往美国的几百幅作品也从此下落不明，成了徐悲鸿的终生之憾。
1942年1月，日寇兵临新加坡城下，徐悲鸿决定立即离开此地。这时最困扰他的，是近百箱珍贵艺术品如何处置。这些艺术品包括：徐悲鸿由南京带到桂林再带到新加坡的一千多幅自己历年创作的代表作，包括在法国留学时期的素描油画和欧洲各大博物馆世界名画的摹本；徐悲鸿历年搜集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陶瓷、文玩、珍本印拓书刊，包括著名的《八十七神仙卷》等；徐悲鸿在新加坡、马来半岛和印度三年来所绘制的千余幅画作，这都是徐悲鸿一生中艺术顶峰时期的精华。还有徐悲鸿历年搜集的任伯年、齐白石、张大千等中国近现代画家的数百幅杰作。
这些艺术珍品是徐悲鸿毕生的心血结晶，数量多、体积大，在当时形势下，不可能安全、及时地装运回国。经过周密商议，徐悲鸿与友人选定了两处藏宝地点，由友人分别加以埋藏，希望在战事结束后顺利取出。选好藏画地点后，徐悲鸿于1942年1月6日匆匆登上新加坡沦陷前最后一艘开往印度的大船，取道缅甸转回国内。
然而，当徐悲鸿于1948年专程派人前去新加坡取画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所有埋藏的画作与收藏品均已被毁或下落不明。这个消息给了徐悲鸿沉重的打击。从此，徐悲鸿与新加坡断了联系，直至去世。
近些年来，徐悲鸿在新加坡遗失的油画杰作有小部分突然“浮出水面”，如《愚公移山》《放下你的鞭子》《奴隶与狮》等，张张都刷新了中国油画拍卖的纪录，引起世界艺术市场瞩目。此外，已经公之于众的徐悲鸿南洋作品，还有他1940年在印度的珍贵速写稿，内有素描自画像、泰戈尔像、甘地速写、水彩写生风景画一组、国际大学音乐课速写，还有一些牛、象、鹫等动物速写，共有44幅；以及徐悲鸿留法时期的人体速写习作117幅。
徐悲鸿在南洋创作或留存南洋的画作中，还有国画《春山十骏图》《风尘三侠》，油画《喜马拉雅山》等许多当年曾在多地展出的精品，至今尚无消息。或许有一天，会有更多已经“消失”的徐悲鸿南洋时期精品画作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
来源：北京晚报▌张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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