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八陉

——“太行八陉”概念的形成与反思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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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彬

山西晋中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魏晋南北朝史。

■提要

“太行八陉”是有关太行山古代交通与战略最著名的一组地理概念。前人在使用或评价这一地理概念时存在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对“八陉”的形成背景缺乏必要探讨。唯有厘清初始含义、回归历史情境，才能合理地回应若干疑问，评价“八陉”的历史定位。“陉”的本义是指山口或横谷地貌，是山路经行的某一节点或路段，不应完全等同于道路。“八陉”概念的出现与东晋末年刘裕的北伐计划有关，陉口的选择与命名皆由晋宋之际的战略形势决定。“太行八陉”属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若用于概括历代太行山交通格局必然存在局限。

■关键词

太行八陉；《述征记》；刘裕北伐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2辑，第121-129页，注释从略。

太行山是一座横亘在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巨大山脉，其山间孔道紧邻洛阳、邺城、北京、大同等古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演进。言及太行山区的古代交通，“太行八陉”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组地理概念——即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

“八陉”说最早见于晋宋之际郭缘生的《述征记》。因该书早佚，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下文简称《元和志》）是现存最早转引“太行八陉”的文献，也因此成为“八陉”说得以流传的主要载体。经历代地志传抄，“太行八陉”的影响渐次扩大，构成了千余年来学者们分析太行山交通格局与战略形势的基本框架。

然而，当我们审视太行山地貌基础及“八陉”各自的历史后不难发现，哪些“陉”有资格列入“八陉”，似乎并不存在客观、清晰且具有排他性的标准。若针对“八陉”概念本身进一步思考，便会对“太行八陉”的来龙去脉产生更多疑问。“八陉”的说法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归纳者为什么选择这八处地点？“八陉”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是否对等？“八陉”之外，太行山中是否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的自然通道？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予以回答。笔者将从前人对“八陉”认识的争议入手，以文本分析为基础，探究“太行八陉”的起源与概念性质。

一前人对“八陉”认识的争议

（一）阐述派的得失

宋代以后，众多地志、类书大多在《元和志》的“八陉”文本基础上加以阐述。对“太行八陉”的专门考证首见于清代张九钺的《太行八陉考》《丹陉考》《东孟门》《羊肠坂》诸篇。但张氏的考证过程失之简略，成就有限。

当代学界对“八陉”的考证首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书中不仅结合地理资料对“八陉”古道的路线详加考辨，且论述不囿于“八陉”框架，探讨了前人鲜有关注的穴陉、石铭陉等太行古道。对“太行八陉”的专题性概述以王尚义《刍议太行八陉及其历史变迁》、李零《说中国山水：以太行八陉为例》、范晓《太行山之路》等著述为代表。当代学者对单条道路的分析亦有不少重要成果，不同观点主要集中在蒲阴等个别陉口的位置考证上，对“八陉”概念经典性的认可则是以上学者的共识。

事实上，“八陉”所涉及的八条通道虽然各有其悠久历史，但作为组合的“八陉”之说却是古人在某一时期归纳出的一种主观性地理认知。仅明代构筑的太行山长城防线中，要道隘口便有数十处之多，数量远在八处之上，布防重点也与“八陉”多不相合。因此，一旦脱离了特定时代，以“八陉”笼统概括历代太行山的交通格局必然存在削足适履的严重缺陷。古今著述对此大多认识不足，不仅将“八陉”视作“自古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太行古道，甚至认为太行山中仅有这八处天然孔道。比如南宋程大昌云：太行山“盖数百千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独有八处，粗通微径，名之曰陉。”这类绝对化的认识，忽视了太行山古代交通与战略格局的实际情况与动态历程，也忽视了概念形成背后“人”的作用。

（二）质疑派的理路

除了主流的阐述派，前人对“太行八陉”概念也有过为数不多的质疑声。质疑的论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八陉”是否应冠以“太行”之范围？二是“八陉”对太行交通的概括是否全面、合理？

第一种声音的代表者是戴震，他认为后世公认的太行山范围并不合理，主张“八陉”所在之山各为独立山体，“太行八陉”应为“太行等八陉”。戴震的观点在清代获得不少支持，甚至有文献将“太行八陉”易名为“河北八陉”。但是，戴震“以水界山”的理论基础在今日看来并不科学。以先秦秦汉文献中狭义范围的太行山去反对宋代以来广义的太行山脉，也忽视了地理认知的发展及山脉、山峰概念属性的差异。

第二种质疑声——对“八陉”说的全面性乃至合理性的否定，在清代已零星出现。比如陆陇其针对程大昌“独有八处，粗通微径”的说法讽刺道：“今太行山之关口多矣，岂止于八，此是南渡人说北边话，只说得一个影。”质疑派中，以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批判最为详细条理，他甚至主张：“八陉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八陉”经典性的认同者则对这一尖锐的批评至今未予回应。

丁文江否定“八陉”的理由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与戴震思路类似（虽然二人依据的地貌学理论截然不同），否认“八陉”全部位于太行之中；二是认为“八”为传统数字迷信，“八陉”类似于各地的“八景”，是强行凑成的；三是认为“八陉”选取的对象不合理，比如“飞狐陉和蒲阴陉原只能算一陉”，“与轵关、白陉、滏口同等的小路不止十数”等。这三点认识中，第一点涉及太行山脉的范围之争，相关问题笔者拟另文探讨。后两点虽有一定道理，若考虑到时代差异，便可发现其中的误区——丁氏的结论是以明清地志对“八陉”的注解为基础，以清末民初的交通形势加以判断而得出的结论，脱离了概念诞生时期的历史情境。丁文江的具体观点虽值得商榷，但他质疑“八陉”说的思路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总的来看，学界以往的成果中，在“八陉”框架内加以注解、阐述者较多。质疑“八陉”的看法虽亦有之，却多是基于感性的直观推测。学者们对这组概念的出处、历史背景以及后世的流变，始终缺乏必要的考察。若要梳理“太行八陉”的来龙去脉，准确评价其历史地位，还需进一步思考。

二“八陉”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定位

（一）“陉”之本义辨析

关于“陉”的本义，早期文献的解释比较统一。《尔雅·释山》：“山绝，陉。”郭璞注：“连山中断绝。”《说文解字》：“陉，山绝坎也。”东晋徐广云：“陉者山绝之名。”根据“八陉”的地理条件分析，所谓“山绝”应包含两种地貌形态：一是山口，具体又包括山间断崖处的豁口及山脊处低凹的垭口，如白陉所在的鸭口与太行陉中的天井关；二是横谷，其延伸方向与山脉地质构造的走向呈正相交，由此形成一条贯穿山脉两侧的孔道，如军都陉所在的关沟。两种地貌在视觉上皆可呈现出“山绝”的效果。

“山绝”之外，“陉”又陆续衍生出其他含义。《玉篇》：“陉，下丁切。山绝也。限也。”所谓“限”，《说文解字》释作“阻也。”这是由“陉”的战略意义引申而出的。“陉”之所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因为这类山口、横谷多为山地交通必经处，因此“陉”又引申有山路之意。清人邵晋涵云：“凡两山中断以成隘道者，胥称陉焉。”现代著述中提到“太行八陉”，也多称其为八条古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山绝”处的山口与横谷地貌才是“陉”的本义。除特殊语境外，不应将作为自然地貌的“陉”与道路在概念性质上等而视之。类书《太平御览》中，“陉”便与丘、陵、阪、峡、岗等山地地貌单元同列于《地部》，而非道路所在的《居处部》。

道路作为大地上的“线条”，理论上可以根据人类需求的不同，在陆地上无限延伸。山口、横谷则不同，无论长短，“陉”作为地貌单元有其地理上的边界。短者如滏口陉，即滏水穿行鼓山与神麕山间的山口，长宽仅二三百米，在地图上近似于一个点；长者则穿越太行主脉，长度约数十里，构成一条有限的线段。文献中对这些“陉”的长宽范围多有记载。《元和志》称“太行陉阔三步，长四十里。”《北边备对》称军都陉“此陉东西横亘五十里，而中间通行之地，才阔五步。”

因此在中古地志的表述中，“太行八陉”的概念性质更接近于八处关口。《述征记》《水经注》《元和志》皆将关、口与陉作为同义互换的地名通名：“飞狐陉，一名望都关。”“井陉口，今名土门口，县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陉之第五陉也。”“参合陉······北俗谓之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所谓“道出其中”，点出了“陉”与道路的关系——“陉”只是山路经行的某一节点或路段。比如隋炀帝时“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这条直道已然超出“长四十里”的太行陉。沟通太原与洛阳的“驰道”更是穿越若干盆地、山谷、平原，远非太行陉可以涵盖。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唐代地志在记述诸陉位置时，多将其作为“点”而非“线”来对待。如“轵关陉······在县理西十一里。”又如“昌平······北十五里有军都陉。”核对地图，所谓“县理西十一里”“北十五里”，分别是轵关道与居庸关道的入山口。唐以后，“陉”作为地名通名不再流行，后人不明本义，逐渐将“陉”与道路完全混淆。

区分二者的本质区别，对于理解“八陉”的概念属性、解决历史争议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地形复杂或起止点的差异，不同道路可能穿过同一陉，一条道路也可能先后经过两陉。比如河北涞源盆地内有五六条古道呈放射状通向各地，诸道相互连通，关系复杂，“八陉”中的飞狐、蒲阴二陉皆在附近。再加上涞源县曾名飞狐县，周边诸道在不同时期中几乎全被泛称或误称为“飞狐道”，若将飞狐陉与飞狐道等同视之，便会得出丁文江所说的“飞狐陉和蒲阴陉原只能算一陉”的看法。若回归“陉”作为山口或横谷的本义，两处独立陉口绝无等同的可能。

（二）“八陉”说的起源

“八陉”说始见于《述征记》，这已是前人共识。但是这一说法究竟是《述征记》作者的原创，还是对当时地理常识的记录？探讨这一问题，需要我们立足文本内容与历史背景，将前后时代的相关记载进行比对与分析。

对太行山关口的概括，在“八陉”说出现前已零星有之。《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中有“九塞”之说，其中的井陉、居庸即后世“八陉”中的井陉与军都陉。在日常的政治、军事行动中，太行山中的关口也常常并列而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入孟门，登大行。”《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盐铁论》：“赵结飞狐、勾注、孟门。”《汉书·成帝纪》：“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东汉李尤《函谷关赋》：“于北则有萧居、天井、壶口、石径。”

以上史料提到的关口虽与“八陉”多有重合，但无论从排列组合还是关口名称上看，“太行八陉”与这些零散的列举在知识谱系上并无继承关系。“八陉”说诞生之前，除单独的地名外，文献中也从未出现过以“陉”来全面概括太行关口或要道的类似说法。笔者综合分析后认为，“八陉”当为《述征记》一书的原创概念，原因有二。

一是从时代上分析，“八陉”所涉关口、道路虽早已见于史籍，但一些陉名的出现却已晚至魏晋，山口的选择也是基于两晋十六国时期的战略局势，概念诞生的时间不会早于此时。比如“轵关陉”之名必不能早于轵关的设置。轵关在魏晋北朝史籍中频繁出现，最早一例见于张璠《汉纪》所载汉献帝史事中，至唐代关口已废。又如“滏口陉”之命名，并未选取先秦以来同一条道路上更著名的壶口（壶关），而是选择山势并不险峻的滏口，则与当时邺城的政治地位有关。滏口最早见于记载已晚至十六国后赵时，邺城毁废之后，其名亦“渐晦不彰”。

二是从文献源流分析，“八陉”说的史源全部指向《述征记》一书。无论《元和志》《太平御览》还是《类要》，唐宋文献在征引“八陉”时都特别指明为“《述征记》曰”。可见即使在唐宋时，“八陉”这一说法也仅见于《述征记》，并非广泛流传的地理常识。

对比前后时代的相关文献，可以印证这一点。比《述征记》早100余年的《晋元康地道记》载有晋初太行山中部的几处关塞，葛少旗研究认为是魏晋朝廷防御并州胡人建立的防线，这几处关塞与“八陉”并无重合。同属晋宋之际的徐广，在列举“陉”之代表时说：“常山有井陉，中山有苦陉，上党有阏与。”此三陉中的苦陉、阏与陉皆不在“八陉”之列。比《述征记》成书晚100年左右的《水经注》，详细记述了太行陉、井陉、飞狐陉、军都陉等处的地理、沿革与相关文献，书中也多次征引《述征记》内容。然而相关部分完全没有提及“八陉”这一概念，足证郦道元本人并不熟悉，抑或并不认同“八陉”之说，或者认为其仅为《述征记》的一家之言，未予引用。

更令人意外的是，当我们爬梳中古文献后不难发现，不仅整体的“八陉”说不见于他处，“八陉”中除井陉外的其他七处陉名也从未作为实际地名使用过。比如轵关陉在先秦史籍中的相关用词是“轵道”，魏晋史籍迳称“轵关”，并无“轵关陉”一词出现。与此相同，史籍中涉及到太行陉的用词有大行、太行路、太行之道、天井关，与白陉相关者有白鹿山、薄壁子口、鸭子口，与滏口陉相关者有滏口、壶口、壶关道，与飞狐陉相关者有蜚狐之口、飞狐口、飞狐道、飞狐关等，其后皆无“陉”字。对于这七处地点而言，“专名某＋通名陉”的用法未见于“八陉”说沿袭者以外的其他文献中。这一情况是否是由于时人称呼诸陉时不约而同地省略了通名？并非如此。在“八陉”之外，《魏书》及《水经注》载有句注陉、参合陉、送荆陉、石铭陉、青陉等一大批明确带有“陉”字的其他地名，便是有力的反证。

由此可见，“八陉”既非当时流行于社会的地理常识，也不是对常见陉名的汇总。为什么“八陉”说的提出者要拿日常并不存在的若干陉名来概括太行山区的战略要地呢？这或许是由于“陉”在当时具有特定地域的标识作用。

先秦时期，“陉”作为地名通名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鲁有升陉、海陉，齐有马陉，楚有汾陉，中山有苦陉，赵有井陉，以“陉”作为专名的地名亦有不少。至两晋南北朝时，“陉”的分布大幅收缩，按照《述征记》的说法，当时仍使用这一通名的地域局限在“燕赵间”。上文提到《魏书》与《水经注》中记载的几处陉名皆在今黄河以北的山西、河北及内蒙古南部——这正是北魏与东晋隔河对峙时期的疆域范围，与“燕赵间”的说法基本可以呼应。

由此可见，与《吕氏春秋》中理论化的“九塞”类似，“八陉”是《述征记》作者参考历史经验和两晋局势后，借用当时北魏境内仍在使用、而他处已基本消失的“陉”之通名，归纳、命名而成的组合概念，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和理论化。从历史背景来看，《述征记》的作者郭缘生是否有提出“八陉”概念的动机与可能？答案是肯定的。

郭缘生曾任南朝宋天门太守，《宋书》无传，生平不详。自姚振宗以来，一般认为他是“从宋武帝北征西征者”，其《述征记》创作于刘裕北伐之后。对比其他北伐行记，此说当无疑问。刘裕两度北伐，分别始于东晋义熙五年（409）与义熙十二年（416），时有众多文人随军北上。除郭缘生《述征记》外，还诞生了裴松之《西征记》《北征记》、戴延之《西征记》《宋武北征记》《洛阳记》《西京记》、孟奥《北征记》、徐齐民《北征记》、丘渊之《征齐道里记》、伍辑之《从征记》等一大批地志、行记。从成书时间的集中程度和书名的相似度来看，这批行记很可能是在官方授意下编纂的北伐纪要。

郭缘生在北伐中的经历虽不甚详，但可以知晓的是他的同行者——撰有《西征记》的戴延之曾赴洛水流域刺探军情。“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同行的裴松之也有参与“边务”的经历：“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对刘裕而言，这批随军文人并非附庸风雅的点缀，而是搜集军情、参与军务的前线参谋人员，有的还负有调查行军“可至之处”的职责。现存的郭缘生《述征记》佚文中，便记录有不少北伐行经之处或周边战略要地的情况。

北魏杨衒之曾对江左的刘澄之、戴延之等人批评道：“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可见，借助“假因征役”和“闻诸道路”的机会，北伐诸臣收集了大量中原情报与见闻，所撰行记在北方广为流传，其中一些记录主观色彩浓厚，因此引起了杨衒之的不满。

回到北伐的军事进程来看，刘裕的军锋最终未抵太行，但河北曾被其明确纳入战略目标之内。义熙十二年九月，晋军“破索虏于东郡凉城，进平滑台。”此后两军长期隔河对峙。次年（417）三月，“大军入河。索虏步骑十万，营据河津。公命诸军济河击破之。公至洛阳。”八月，晋军入长安，灭后秦。十一月，“公欲息驾长安，经略赵、魏，会穆之卒，乃归。”可见在收复两京之后，刘裕的下一处进军目标便是河北。十一年后，刘裕北伐时曾任参军的谢灵运在《劝伐河北书》中仍回忆道：“先帝······将欲盪定赵魏，大同文轨，······运谢事乖，理违愿绝。”若非坐镇建康的刘穆之突然去世，“盪定赵魏”的既定方针或将付诸行动。

此时，晋军与北魏交战并占领黄河渡口滑台已逾1年，平定长安也已3个月。刘裕既有“经略赵、魏”之心，其幕府人员不会不对河北战略要地进行基本的情报搜集与分析。《述征记》中恰有以第一人称口吻记述的“登滑台城，西北望太行山，白鹿岩、王莽岭冠于众山表也。”据此推测，郭缘生或曾在这一期间亲临滑台前线，远望太行。史念海先生曾注意到，《述征记》现存佚文所载地点皆在刘裕北伐行军途中，唯独白鹿山、殷城与温县在黄河以北的魏军防区之内，郭氏无缘涉足，却也出现在书中。而这三处地点都在距离滑台不远之处。

综合以上线索来看，可能正是在亲驻滑台前线时，郭缘生对河北进行了必要的军情调查。未能亲履河北的郭氏，只能在“闻诸道路”的信息基础上进行加工，将他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八处山口与横谷归纳总结为可供进军的“八陉”，故而这组概念呈现出标准的“专名某＋通名陉”的理论化面貌。李零注意到，“八陉”的名称“一般与山西无关，绝大多数都是以太行山外侧（即东侧或南侧）的山口、关隘、城邑而命名。”若从刘裕北伐军的视角来看便顺理成章。战争结束后，郭氏将这一情报的梗概记录在北伐行记中，但是并未被当时地理学者普遍接受。到了唐代，着意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且十分关注河北藩镇形势的宰相李吉甫将“八陉”说收入《元和志》，由此成为“八陉”在后世广泛传播的滥觞（见图1）。

图1 太行八陉与周边道路、关隘示意图

说明：本图以地理空间数据云SRTMDEMUTM 90M 分辨率高程数据（2000 年）为底图改绘。

（三）“八陉”说的流变与历史定位再评价

由于《述征记》早佚，书中有关“八陉”说的文本原貌已不完整，后世认识的“太行八陉”，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来自后代地志的补充。将历代层累形成的“八陉”认识笼统而论，是造成“八陉”位置及合理性争议的重要原因。

对“八陉”文本的加工始于《元和志》。书中引文虽冠以“《述征记》曰”，实际却在原文基础上有不少变更。一是根据唐代地理进行补充解释，比如“第一曰轵关陉”后接有“今属河南府济源县。”河南府始置于唐，可知此句为唐人所补。二是根据行文需求拆分原文，书中有关“八陉”的条目散见于三处。三是对原文内容有所删削，各陉的记述详略不均。比如对蒲阴等陉的具体位置一字未提，而对滏口、井陉的方位与得名由来皆有详细描述。

《元和志》之外，在宋代文献中尚能寻到“八陉”佚文的蛛丝马迹。比如《太平御览》中有一句“《述征记》曰：燕赵间，凡厥山路名之曰陉”，不见于《元和志》，必另有所本。时代稍晚的晏殊《类要》，也存在与《元和志》句式相同、文辞稍异的一段记述，其中有太行陉别名“丹谷”、白陉又名“百经陉”等不见于《元和志》的信息，可见晏殊应参考过其他文本。

由于“八陉”的位置在后世已渐趋模糊，学者们不断为之注解。如方以智《通雅》在飞狐、蒲阴、军都三陉后分别加注“真定”“保定紫荆”“昌平居庸”等明代地名。《读史方舆纪要》的叙述则更加言之凿凿，如：“紫荆关，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山西广昌县东北百里。路通宣府、大同，山谷崎岖，易于控扼，自昔为戍守处，即太行蒲阴陉也。”若详加考辨，汉晋蒲阴县治在今河北顺平县东南，蒲水与易县紫荆关道亦无交集，明人关于蒲阴陉位置的说法必然有误。可这类认识也随《述征记》《元和志》的内容一起成为讨论“八陉”的依据。比如丁文江所云“蒲阴陉就是紫荆关，是出山到易州的口子”，即延续了此误。据此批判“八陉”，自然难以成立。

“八陉”文本的层累叠加提示我们，无论是研究“八陉”的位置、路线，还是评价“八陉”说的历史地位，皆需回归其概念形成时期的原始文本和历史情境。立足于晋宋之际的时代背景来看，生长于江东的郭缘生以他者视角总结出的“八陉”未必十分周详，但也是从战略层面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绝非“凑数之物”。在刘裕北伐30余年后，刘兴祖建议宋文帝派先锋部队越过河南直取中山，继而大军北上，进屯太行。他提到的大岭、井陉、军都、大行，即“八陉”中的飞狐陉、井陉、军都陉、太行陉。谢灵运亦云：“河北······连岭判阻，三关作隘。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若严兵守塞，则冀方山固。”这些计划与表述足可反映出江左朝臣对控制太行诸陉重要性的战略认知。

综上所述，“八陉”是形成于刘裕北伐期间的军事地理概念，并非单纯的地理描述。提出这组概念的目的，是要预先摸排进攻北魏的军事路线。八处陉口的选择是基于晋宋之际的战略形势，并非放之历代皆准。若被“八陉”成说所限，以静态视角认识古代太行山交通格局，必然会有刻舟求剑之嫌。

即使在“八陉”范围之内，各条道路的重要性也因时而变，日常交通与军事交通的偏重并不相同。比如在晋宋之际，毗邻河洛的太行陉“盖居太行八陉之首”，战略意义最高；清末民初，“穿过太行山的路没有哪条有井陉重要，因为它是太行山里唯一可以走大车的路”，通行能力最强。同一条道路上的关口防御重点也会转移。比如先秦两汉时期的井陉，以山地东缘的土门口为重，北朝隋唐以降，井陉关、苇泽关、盘石关、故（固）关等重要关隘则全部选址于地势更加险要的山脉西侧。

三结语

自唐宋直至当代，学者们论及太行山交通，几乎言必称“八陉”。以丁文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意识到“八陉”是一种主观认知，主张彻底否定“八陉”说。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却都没有对“八陉”说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对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缺乏准确认识。

通过本文分析得知，“太行八陉”概念的出现与东晋末年刘裕北伐的军事计划有关。据现有史料推测，概念的提出者应为《述征记》作者、亲身参与北伐的郭缘生。此后数百年间，虽然太行诸陉的战略价值世所共知，但理论化的“八陉”之说仅为一家之言。不仅整体的“八陉”概念未见于他处，除井陉外的其他七个陉名也从未作为实际地名使用过。唐宋时期，《述征记》仍是时人征引“八陉”的唯一史源。唐代李吉甫编纂《元和郡县图志》时，收录了“太行八陉”的主要内容，并对原文本加以删削、调整、补充。借助《元和志》的权威地位，“八陉”说被后世地志不断转引，逐渐塑造了后人对太行山交通与战略格局的认知。

时移事迁，“八陉”之说广为流传，其形成背景却因《述征记》的亡佚被人遗忘，造成学者们随意征引其说而不辨由来的现状。由于“陉”这一通名在唐以后基本不再使用，后人对“陉”作为“山绝”处的山口与横谷地貌的本义日趋模糊，“道出其中”的“陉”被引申为道路本身，类似八处关口的“八陉”被混淆为八条道路。随着地名变迁，部分陉的位置也出现争议，后世遂不断为之注解。因此学者们谈论“八陉”时，又往往基于历代层累形成的文本和观点笼统而论，将《述征记》原文与唐宋、明清学者叠加的内容视为一体，这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以上种种因素杂糅交织，使得学界使用或评价“八陉”概念时存在简单化与绝对化的倾向，需加以纠正。

归根结底，“太行八陉”是一组特定时期的军事地理概念，我们必须破除“八陉”概念“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惯性思维。准确理解其时代性与战略性，才能明确“八陉”的适用范畴，避免将其随意套用至任何时代的任意语境中。对“八陉”说的反思提示我们，了解某一概念的性质及其背后的时代、人物、事件，是合理运用与评价这一概念、进而解决历史争议的基本前提。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说法，研究者仍需回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以谨慎的态度加以再认识。